首先：

全球共生研究院创始人、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钱宏教授钱宏教授，2016-02-22博客提出了经济学思想变革—共生经济学。

錢 宏：時代需要經濟學思想革命！

——从张五常经济学三原理，看"共生经济学"将应运而生  博文 (2016-02-22 00:51:22)

内容：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三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社会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改变何以可能？

这就是共生经济学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

——摘自《共生经济论》

The economists areusing different ways of explaining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freelunch" or not.  They are telling versions of the old and new storiesgiven in Das Kapital about multiple “polarisations” which result in conflictsand division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the constant appreciation ofproduction and capital resources which, separate from the normality of life,have exceeded the limits of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ity’s physical and mentalhealth. In such circumstances, is it possible to change?

This is whatSymbiosinomics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ExcerptedFrom Symbiosinomics

感谢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蓝虹 教授转发张五常先生的《1小时总结40年来学到的经济学》。张五常先生概括的经济学原理的高度归纳，对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建构有啓发。

人类过去800年特别是500年来的最高智慧，是权利智慧，及其逐渐展开的自由、平等、民族国家三大观念。

于是，在权利范式及权利启蒙下，迄今为止，所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由于“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那么，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无论是“出左手”，还是“出右手”，或则“有时左手”、“有时右手”、“左右开弓”……政治经济学本质上都是这样那样变量不变量的“分配经济学”。

同时，由于资源、资料、资金权利的分配方式，受到通讯、聚能、运载技术水平的制约，所以，迄今为止，所有经济学都是以工商文明形态作为“最大约束条件”，来展开人类行为能效与能耗的变量分析，并给世界（政府、社会、个体，你我他组织）以某些忠告，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体制机制秩序（经济学家韦森称之为“制序”。参见《“公器私用”与偷换概念——韦森钱宏通讯之一》、《思想家与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韦森钱宏通讯之二》，刊《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P187-203，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而且，由于权利智慧及其自由、平等、民族观念的启蒙和普及，是沿着社会阶层金字塔结构，自上而下从国王、贵族，到资产阶级、广大平民、一般公民、（工商文明）后发民族国家或地区逐渐展开沉淀的过程。因此，500年来，世界各国形成了诸般样式的制度秩序，但归结起来，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种“制序”模式：

第一，是将国家、社会、自然资源、资料、资金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进行资本化，简称“社会资本化”，即人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将这种“制序”还原到人类历史进程中去，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有很变体或变奏，诸如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资本主义，亦即国家资本主义或权力资本主义。

第二，是将资本化的资源、资料、资金最大限度地分股集约进行社会化，简称“资本社会化”，即本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将这种“制序”还原到人类历史进程中去，我们也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也有诸多变体或变奏，诸如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社会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吉布兹社会主义、股份制社会主义。

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文化、道德律法的差异，以及人类文明文明形態更替先后差距，“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两种制序，总体上又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社会资本化先于资本社会化。社会资本化，始于1600年重商主义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国企”，止于1776年《国富论》至1867年《资本论》，复兴于苏俄“余粮征集制”及国有化-日德式国有化，终结于中国的“MBO”及2008年后“国进民退”；资本社会化，形成于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垄断法》-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经济创新理论》-30年代初《证券市场法》-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2012年“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提出。

二是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在世界各国呈现出交叉和交替，比如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后出现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史称“人民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接近“资本社会化”。

三是无论资本社会化，还是社会资本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约束条件，这就是权利范式及其自由、平等、民族三大观念支撑下的工商文明的灵魂——“公正”原则。

四是围绕“权利公正”与劳动价值、效用价值形成的律法环境，在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所营造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人类感受上，呈现出巨大差异或差距（所谓幸福指数，即由此而来）。

五是将人类行为能效与能耗的变量分析置于自然（含世界地理气候）、社会、家庭、企业、政府五大组织形態中加以观照，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社会资本化制序的总能耗，远远大于总能效，而且，资本社会化的总能效，也同样会造成“资不抵债”意义上的巨大能耗！

因此，人类权利范式下形成的制度秩序，以及政治经济学或分配经济理论体系，再次遭受了自己的瓶颈或天花板，老的政党、套语和灵丹妙药，正在失灵，总体面临改变的需要（参看《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有关“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概念，请读者参见：1、《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刊华盛顿《新世界时报》，2006。收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2、《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3、《“中国时代”必将超越“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试论“权力资本主义大限”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凤凰网http://t.cn/RGeL6s9，2015）。这里就不多说。

回到张五常先生的《1小时总结40年来学到的经济学》。先生到底是真正的明白人，他归纳的三条经济学原则，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分析框架，适用于厘清人类行为能效与能耗中的一切问题。

张先生毫不含糊的指出，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3、机会成本。

这三条基本原理，从可观察检验性上，宏观地揭示了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济活动中，权力操纵与资本垄断何以形成？以及权力与资本或单方面、或竞相、或结合勾兑，是如何打破“帕累托均衡”，造成“两极分化”，乃至何以造成“市场自由（价值调节、供给侧）与政府管控（权力调节、需求侧）的周期性摇摆”？

同时，也微观地揭示了产权（存量）和产品（增量）分配制度，如何决定政府和企业的价格和价值规则，价值规则（参量）如何决定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又是如何凸显，或掩盖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造成自然资源（水气土矿生物）、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人本（身心灵）资源的节约或浪费？

是的，政治是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工商文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或“分配”经济学，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结于片面化的“经济人”权利（无免费午餐）、乃至特权（有免费午餐）分配，而陷入政府、市场、道德三重失灵、失衡的困境，从而不再具有“权威性”（成功的企业家们干脆嘲笑说，经济学家们说不好的，我们不知如何避免，他们说好的，我们也不知如何做）。

毫无疑问，作为分配经济学基础的“约束条件”面临改变，这个时代，这个世界，需要一场经济学思想革命！

但是，张五常先生概括的这三条经济学基本原则，照样适用于“共生经济学”(Symbiosinomics)。共生经济学并非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将现行经济学原理全盘推倒重来。

所不同的仅仅是，共生经济学认为，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的权威政治，是不舍弃任何人的大慈悲、大智慧、大格局。因而今天，何为人类“最大化利益”？需要重新界定，人们“最大化某种利益”的“约束条件”，面临改变。

这就是说，为了适应人类通信、聚能、运载技术已然将世界整合为一个“全球互联的生态文明新时代”，人类个体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行为”各守其位、各尽其能，而又均衡互动、共襄互补，是必须的。

即便从张五常经济学三原理看，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已然成熟，“共生经济学”呼之欲出。

人类经济行为，从“短缺”，到“过剩”，第一（农业）、第二（工业）、第三（服务，包括金融）三大产业的必要性与存在感，将不能不从自组织政治人、自组织经济人、自组织文化人即仨自组织人，而非单一理性经济人的“業態”（產業生態）体验中重新定位各自合情合理性。

生態统领，共生为魂.png

因此，传统“分配经济学”中产权属性（以共产或私有解决动能）、分配属性（以大同复制或标准集约解决短缺）的至关重要性，已然由于增长的极限与失衡、对抗的极限与失衡、操纵垄断施恶的极限与失衡“三大极限与失衡”的出现，将退居第三位，而代之以使用权、使用技能（位居第二）及互动、交换、享用相关方（自组织政治人、自组织经济人、自组织文化人即仨自组织人，而非单一理性经济人）的体验，才是最最重要的No.1。

从哲学甚至宗教上看，人类生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当代人类，尤其是坐享工商文明“后发优势”的当代中国人，注定要担当自创范式，而非到既有范式（包括“西方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体验经济”必然超越“分配经济”，即是基于个体、组织与文化圣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共生吉祥”之全新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和文化价值观。

在去中心、去主体化的全球互联生態文明新时代，意味着处于每个位置的人脚下，都是地球的中心，无论何人？处何地？行何事？“主体间”，都可以“各显神通”，点对点超时空连成线、连成片、连成网，“共襄生成”地区、家国、社会、社区（社群），组织生活、生产（交换）、生態所需要的相向、多维通讯（包括金融）、聚能、载运活动。

因此，体验经济、共生经济时代，基于各种“边缘文化”底层驱动的历时性圣域（无论古老或现代）、超距离“主体间性”（关系过程）形成的共时性涨落结构，正是社会系统（人、事、物，政、经、文）自组织或被组织动力的生息源泉。

需要指出的是，竞争作为人类能量的激励机制，永远不可或缺。

人类是一种特别好玩游戏的生灵。不是世界要不要竞争，而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需要确立能够整合与超越“权利范式”的更大范式——即“约束条件”，亦即将“最大化某种利益”的竞争形式及其游戏规则，控制在既激发人类潜能又不致于同归于尽的范围之内——人们最大化利益的“需求曲线斜率”不能为零和博弈之“负”（同归于尽）。

因为身处“三大极限与失衡”，以及通信、聚能、运载技术高度发达和普及的现时代，在权利范式下，政治经济学范畴几乎所有现行游戏，不但任何人、族群、家国都“输不起”，而且还注定“赢不起”。

顺便说一句，人类竞争最典型的美学伦理案例，是现代奥运会的形式、规则及奖励方式的设计。

因此，人们“最大化某种利益”的约束条件，总体上只能是“各显神通，共襄生成”，生成能够相互激励，并共享、分享健康、简（俭）约、艺（技）术、高尚、可持续幸福而人人富有尊严的生態、生产、生活（体验）方式，才是真正“靠谱的”。

这就是说，人类需要一场继“权利启蒙”之后的又一次更加全面深入的“共生启蒙”。

我们毫不掩饰，共生经济学，立足于经济学家恋爱对象的重新定位，着眼于重建世界经济学价值体系，我们的初衷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建构，目标是创建一个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

 2016年2月20日草就于北京LIBRARY  COFFEE，21日晨修改稿于华盛家园C－23A09

附录：

张五常：1小时总结40年来学到的经济学精髓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6-02-20 21:51

这是张五常先生一次精彩的演讲，他自己曾说是“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送给喜欢学习经济学并想用经济学了解世界的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我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

现在经济学似乎已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归纳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非常简洁的、非常简单的。我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而尽量避免复杂的技术。

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也许有人认为规模效益递减也是一个原理，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你牵涉到实际问题时谈到产品需求或要索需求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必要把后两个原理分开，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我看来，整个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两个原则。现实世界当然非常复杂，但是这两个原则已足够解释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解释我们碰到的所有经济现象。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只用这两个原则来说明问题：

其实，这两个原理都是武断的假设。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你的经济学研究不能违背这两个原理。世界上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这两个原理，如果有任何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两个原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原理是对人类行为的武断假定。我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则是武断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跟我在这两个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见。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只用这两个原理来解释世界。刚才我已指出你不能对这两个原理有任何疑问。因为，它们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且，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跟这两原理矛盾。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经济学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这两个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谦虚一点说，有99%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和我都遵守这两个原则。

那么，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要想检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这两个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这两个原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从这两个原理推测出来的假定是否正确。简单他讲，现在真正可以测试的假定有A和B 两种。假设如果A发生，则B发生；反之，若B没有发生则A肯定没发生。如果在实际测定中，B没发生而A发生了，则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实，所有科学都要遵循这一规则。

因此在我们检验假设时，就需要看当B没发生时，A发生与否。当然，A与B的可观察性是根本前提。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们是不可以观察到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测定，因此，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那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比如，需求规律表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其中，价格是可观测的，但需求的数量上升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需求规律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它只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的意愿没法测定，从而导致整个需求规律没法检验。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法把A、B转换成可观测的变量。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理论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规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人在创造大量名词的同时却不知道其确切含义。例如，有人认为“短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么？如何测量？他们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过供给的那部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没法观测。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短缺没法测量。

在经济学家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满嘴都是自己想像的变量。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用最简单的、最本质的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而能直指本质。

在我讲产权经济学以前，我重新强调一下，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当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显然测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机会成本。因此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

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

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

3.机会成本。

下面我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经济体系——罗宾逊经济。在这一体系中，他也要最大化某种东西，他有自己的需求曲线。由于只有一个人，所以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如果他想得到某种东西，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东西为代价，这种牺牲可看作是他的成本价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指的也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上述三个基本原理。

对于一个人的经济体系，我们只要花费两个小时就能说清其中一切问题。经济学的真正困难在于再加一个人后的情况。两人经济体系我们研究了30多年还没有说清楚，这是因为当两个人都想最大化某种物品时，竞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永远不要说世界上没有竞争，竞争无时不在，只在形式不同。如果你说这是个垄断市场，没有竞争，那就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竞争垄断的权力，所以竞争无处不在。当然，如果岛上再加一个女人(假设把她也看作一种经济物品)，竞争就会马上更加激烈。有些经济学家区分完全竞争和非完全竞争，其实，这是很陈旧的观念了。竞争就是竞争，只是形式不同。

提到竞争，自然会有输赢，也就是说一定要决定谁输谁赢。比如，打网球是个竞争，最后一定要决出胜负。而要决定输赢，必须要有规则来评定，也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很多变化就会出现。比如，中国乒乓球队雄视世界，但如果我们改变了发球的规则，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你改变游戏规则，结果就不一样。因此，有的人喜欢这一类游戏规则，另外的人喜欢另外一类游戏规则。例如考试时，有的人喜欢论述题，有的人喜欢多项选择题，有的人喜欢数字化的题目，有的人喜欢非数字化的题目，各不一样。所以如果改变规则，人的行为就会相应改变，结果就会不一样。归纳起来，竞争总是有三点。1.必须决定输赢；2.要有一个游戏规则；3.为什么用这一个游戏规则，而不用其它的游戏规则。

人们不同的行为，可以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本身解释。在香港，如果你想买一栋楼，无论是从李嘉诚那儿，还是从别的土地发展商那儿，只要你出价最高你就能得到。发展商也不会因为我是张教授就给我优惠一些。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出价高者得。但是在香港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分房是按分计。我是院长，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个孩子加7分，二个加14分，以此类推：在香港大学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谁积累的分最高，谁就最先得到房子。因此，如果我想从土地发展商那儿买房，我就得付钱，为了得到钱，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抢银行。但在港大我想要快点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觉、多生孩子。由此可见，游戏规则不同，行为就不同。我说的不是笑话。在墨西哥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是根据孩子多少进行徘序，这也是墨西哥人口剧增的原因。中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众多人口，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在中国早期，人们甚至会杀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当你改变游戏规则，人的行为就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改变。

在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即产权的规则。谈论产权，我们其实在谈论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如改变游戏规则，输赢条件就会不同。如果我是土地发展商，我不会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别的什么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钱。在这里，市场价格是唯一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其它分配资源的机制。我在港大的办公室比赵海英(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为我比赵海英有钱，而是因为我的位置较高。如果我的办公室要自己去租，那么我就不会租；因为太贵了。

在大学系统下，因为我是院长，我就可分配到大办公室。但如果我的办公室不是大学的，而是私有的，情况就会不一样，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你有没有办法想像，我作为院长却没有专门的停车位，而校长们以及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却有：如果你是残疾人士你也有，当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车，如果大学给我一个警告，我会把警告信仍在垃圾袋，但赵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那些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专门泊车位，但他们只是这方面比我强。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会到法庭上告他们说整个分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我告他们，在香港就会是很大的新闻了。所以当大学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里，他们就会想，这是张教授的车，给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的行为就不同。在泊车场私有的情况下，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泊车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够钱不允许其他人泊车，或者甚至拆掉整栋楼。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讲。比较香港大学泊车分配系统以及私人泊车场很唯判断优劣。

在经济的世界里，你改变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私有产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我没有说，私有产权比另外一种情况要好，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我也不是说，你有了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我只是说要有市场价格，就必须有私有产权存在。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所以有时你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并不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这一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是，反之，任何东西在市场上交易，它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 

当然还有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苦。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些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我却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我换一个规则说把我的表给武汉市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说我会把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表不是我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但如果这表是我的，我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价值。由此你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

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谁就可以在那儿挖金，因此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他们的狗，而这本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你们也一定记得，在中国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比如，为了得到好的医疗，你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开后门、走关系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现在你着想买鱼出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还必须早起排队。当然，如果你是党员、干部，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鱼的价值由于你的等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消散了。即使你说你可通过政治关系得到鱼，但你得承认你的政治关系也是付出一定代价才得到的。所以除非你用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任何其它方式都会引起价值的消散。自由市场上，卖鱼的人只要你付足够的钱就会把鱼给你，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而为了得到所需的钱，你必须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如果是市场决定鱼的价格，你为了买鱼所付出的钱能反映你对社会做出的真正贡献。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若等4个小时去买鱼，你所等的4个小时，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你会玩政治关系也一样。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好并不是基于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消散最少。这就是为什么改革20年以来，我们一旦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会加快。

但是，你也要意识到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个小时谈论什么情况下交易成本低。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是最好的系统。有时要形成这种系统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系统下人们都会最优化这一系统内的租金消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国在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一定有饥荒，但我很奇怪，那时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我只好下结论：在当时情况下人们一定找到某种方式来减少租金消散。如果说当时农村情况处于类似我刚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时出现的情况，也许很多人不会活到现在。所以我认为所有证据表明，虽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租金消散很厉害，但是当时中国人找到了某种办法来减少浪费。

我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没有私有产权，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来减少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取消私有产权人们马上就会谈论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办公室也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只有在私有产权下，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才能彻底消除租金消散。

（张五常：经济学家，著作有：《佃农理论》《蜜蜂的神话》、《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文章转自：公众号经济学原理，ID：jingji

（张五常：经济学家，著作有：《佃农理论》《蜜蜂的神话》、《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文章转自：公众号经济学原理，ID：jingjixue_yuanli，版权归作者所有。）

其次：

2017-05-20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转型与发展”系列讲座六十九——《“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

正文：

2017年5月9日下午，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举行。全球共生研究院创始人、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钱宏教授以《“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为题进行了精彩的报告。讲座由经济学系主任张晖明教授主持，经济学系高帆、高虹、周宇、陈硕、尹晨等老师及多位同学参加。

钱宏教授从经济学定义应当回到中国《资本论》研究大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老主任漆琪生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提出的“经世济民学”出发，探讨了如何将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基础分析，首先，他分别以“马克思的愤怒”与“皮凯蒂的困惑”为切入点，讨论新老“资本论”异同、各自存在的问题及共同局限，其次分析了“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两种“制序”模式特征的演进历程，及其引发的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失衡，同时，由于二十世纪至今，发展主义、现代主义遭遇增长、对抗、施恶操控三大极限。钱宏教授认为，传统经济对于人类经济行为处于“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周期循环”的维谷之中的状况，几乎完全无能为力！

钱宏教授将他的问题归纳为：“社会论”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由此，钱宏提出一个问题，即：新老“资本论”是否遭遇自身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严峻挑战？相应地，经济学的第一显学地位是否将可能让位于社会学？

钱宏教授提出的共生经济理论核心，是用共生思维驱动创新为动力，创建一个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该理论的创新在于将经济学研究对象，从“理性经济人”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仨自组织人”，从而把经济学的关注点，从“投资-供需-进出口”转到“生产-生态（交换）-生活”上来，“让生产回归生活”；将经济考核标准，从资本的增（减）值转换到能量的能耗（效），从“GDP价值参量”转换到“GDE价值参量”；成本结构在政府、企业基础上增加社会、家庭、环境，建立“五大资产负债总表”；经济形态走出市场经济－政府经济周期性世纪摇摆，建构“社区经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钱宏教授的报告引发与会师生的思考，会上围绕社区概念的具象化和社区经济的承载体、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的推动力及实现机制和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共生经济理论体现多学科交叉，讲求人文关怀，为经济学讨论范式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2017级博研刘入嘉同学报道）

“三大经济形态”共襄生成走出“世纪钟摆”

——复旦大学经济系《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讲座的反馈与回应

记录整理：刘之嘉、沈小芳

（已经各位老师审核）

张晖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钱宏老师的报告，以宏大的视野去观察社会，有很多思想的火花和深邃的见解。可以说你是个思想家。今天就资本论与共生论的对话阐述，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尤其是对经济范式的一种思考，包括联系今天整个社会碰到的问题的讨论。因为越来越分工细化的经济学自身，个别的学者所做的工作，在很细的角度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真正解决财富增长和人类自身的福利。在新古典综合的范式下，承认政府自身有缺陷。如何解决，可能就绪要有综合性的考察。换句话说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学思维。就像钱老师说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够仅是考虑如何赚钱的，换句话说只是如何赚钱的学问，而且还要有深层次底蕴的、文化的或者说人文的关怀，人类自身的实际的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的思考。

但是，如果说经济学研究工作自身不断分工细化，实际上是符合学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所谓学科是分科治学，分科治学确实对其自身的发展有一种深化促进。但是，分科治学势必会做处严苛的假设。回到实践中，什么都不能假设。关照实践和分析实践遇到的问题时，仅有局限在分工下的研究，就很难很好地解决面对的问题。恰恰是分科治学带来了学术见解的狭隘性，或者说是认识上的绝对化，由此去找药方，必然是忽略了与问题相伴的相关性和外部性因素，也就会引起其他方方面面某种外部的负效应。说到底，回到实践中还是要有大综合意识和治学的人文关怀的底蕴。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恰恰是要探讨未来走向一个三种形态的良性互动。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存在严重的各种体制条件的不匹配、不协调（同）。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全面深化改革当中说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加上从严治党、军队建设、整个国家大概念下的七大任务。这七大任务背后多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够协调，改革的推进措施和体制的发育不同步。显然是存在着经济的单兵出击，经济体系内部也只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就GDP谈GDP，而经济自身的支撑能力比如说：科技的支撑，资源的支撑，组织方式，自身经济运营体系下的分配制度是否能可持续下去？也是不能够尽如人意。钱老师的共生经济学思维启发我们来关注系统的建构，从而发育这种思想建构是很有指导性和引领性的。

但我还是有几个问题：

1、 您说的三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这三种形态就是未来要并存的的三种经济形态吗？如果是，那这三种形态如何与实际相结合？从何谈起？从何做起？

2、 这三种经济形态与当下有哪些不匹配？有哪些差距？这个差距如何消解？三种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在推进当中推进的节奏，推进的相关条件怎么创造？

3、 您对目前政府和市场的现状概括为政府，市场的“世纪钟摆”，这个概括是有道理。但你从政府市场钟摆当中走出来，走向“社会”，这个社会指的是什么？社会本身由什么来承载的？是由什么力量表现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功能方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最后全表现为阶层呀，阶级呀，当事人呀，或者是某个区域空间问题的区域利益呀。因为我们社会没有发育第三组织，这个社会自组织怎么建构起来？

4、 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说，你说的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我赞同。但你总结出来的三种社会主义形态，这三大类本身，各自又具有什么特质和内容呢？在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在当代，本身究竟占不占主导地位呢？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很强势，当然，社会主义以中国为代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正在成长。由此，只是用社会主义来概况人类社会存在的制度形式演化阶段？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概括方式？就你所提出的资本论对应的是社会论，这个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又为什么在社会论背后对应的为什么就是权利论呢？以至于变成资本论与权利论的关系？

高虹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对于钱老师讲的我很多都不懂，钱老师讲的目前的经济学当中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实经济学里面也不是完全回避公平的，只是在分析当中把效率和公平分开来讲了，先考虑如何提高效率来把蛋糕做大，在蛋糕做大的基础上讨论公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讲的。

    2、我们现在做研究，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是很深入，但站在大视野，大格局下是很缺乏的，而在考虑经济政策时，这种大视野，大格局其实是很重要的。

周宇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钱老师谈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三者的关系，现在在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群体在做一个network，把这个概念放在了他们的研究当中，这些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包括社会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等，把很多学科结合起来讨论，您说的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经济学接下来所要做的方面，这是一个大趋势。

高帆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钱老师的这种宏大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从偏哲学的角度去理解经济问题，有几个点我个人非常赞同，因为在平常的教学和做研究过程中也有很深的体会。

    1、您讲的无论是哪一种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皮凯蒂资本论）都有他的缺陷，尤其同意如你所说的缺陷当中，他们没有解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他讲的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劳动阶级，但是他没有讨论个体是怎么加入这个阶级的，我认为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直到我看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才有另一个角度的理解。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我认为是对的。

    2、对于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的提法我很赞同。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形态，至少在您这划分了三种类型。那这三种类型实际上对应了不同的语境，也就是他的空间和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单项来看，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最实质的基准还是要做解释的，否则，我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多种形态，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3、我非常同意您讲今天我们在做经济研究时，很容易做“市场”和“政府”的概念，但您认为这两个概念对经济生活的概括实际上是不足的，特别是您引入了“社区”来弥补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对应，从而将经济活动丰富化了或者说多层次化了。这个我也觉得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有几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因为您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的：

    （1）、您把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用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来区分，我觉得这种思路是非常有趣的思路，但我的问题是：从社会资本化走向资本社会化，在走向的这个过程中，推动力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这个转型？您说是权利从顶层往下走，那顶层为什么有这样的动力呢？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动力来做？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因为它运用到中国来说很实际，您讲的各类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人际关系资本）所有的这些资本要社会化，那这些社会化是如何实现的？他的动力机制在哪里？而且不一样的资本怎么实现社会化？我的理解是有些资本是很容易社会化的，像固有企业通过股份很容易分解到个人头上，但像信任、信誉、包括自然资源如何社会化？我对实现机制很感兴趣，您是方向型的，说哪里需要转型，但转型的动力和实现机制是关键的，否则拿到中国来用，如何与现实对接？

     （2）、在您的讨论中间，像权利论从资本论走向社会论再走向权利论。我觉得这里比较重要的实际上是要理解权力和权利论之间的关系，就是power和rights之间的关系，您肯定强调的是rights，因为rights跟您后面要讲的社区经济，自组织力有关联性。但现在中国面临很大的挑战实际上是power和rights有很大的问题，从封建社会一路到现在这个上层对下层的自组织抱有很大的警惕性。

（3）、社区这个概念如何具象化？因为经济学分析的时候总要能够把握，比如说至少要找到一些数据去到看的实证层面的变化，比如市场，政府概念很容易找到他的代理概念，那么社区如何在经济学中找到他的载体去比较细致，具象的理解这个概念，而不是仅仅在思想层面在宏观层面上，这个后续可以做一些讨论。我非常关注您的视野非常宏大，古典的，新古典的，新兴古典的，包括杨小凯的这种超边际型的人您都引用起来，我觉得非常深入细致，但是经济学它非常强调逻辑实证语言，我现在看逻辑要拿实践的东西去检验它，这大概就是需要您在研究和叙述中花气力加以对接的地方。

钱  宏（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各位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主要是抱着对经济学科班专业的敬意，来做这个汇报，真的是意在抛砖引玉。你们的反馈和问题，给我很大启发，我冒昧地归纳，集中到一点，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历史背景、现实动力和方法路径问题。请容我分别回应，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大家的心气儿，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张老师、高虹老师提到的经济学学科研究、科学方法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张老师已经把经济学自身的学科规范需要与现实生活之间可能的脱节，讲得非常到位，而高虹老师举例讲到效率与公平“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分开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开来，其表现就是五六年前有关“广东模式”（做大蛋糕）与“重庆模式”（分好蛋糕）的那场争论，撇开当时争论背后的政治诉求，其实这场争论都失缺高虹老师说的“大视野，大格局”。而这种失缺，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民主与科学”而搁置了“自由与法治”精神以来形成的一习惯性思维。

中国人五四运动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是：以为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好的，就是必照办的，而忽略了科学背后的人文、环境的“隐性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时代性缺陷，这种缺陷，不只是在经济领域，比如，近年以方舟子和崔永元为代表的关于转基因产品的争论，争论双方都没有弄清楚一个前提性问题，即转基因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大自然的转基因就没有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作为仿生学意义上的“转基因技术”，肯定是可以进行研究和实验的，但又肯定存在隐性问题。就像说“发展是硬道理”一样，三十年发展主义的隐性问题（空气、水、土地、两极分化、身心灵创伤），现在终于开始集中爆发了。因为，大自然通过转基因机制丰富生物世界，是一个漫长的全息性优化淘汰过程，大自然有自身修复功能，但是，人类这点儿转基因技术产生的转基因产品，是人类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片面价值取向作出的选择结果，而人的认知必然存在局限，价值取向也会受文化习惯与时代的限制，即：人类运用转基因技术片面选择集中复制，仅仅是个所谓的经济行为（发展主义的划算不划算），是工具主导。经济行为，很难做到“全息”观照，出现问题很难修复。很容易走向大自然让生物世界丰富多彩共生发展的目的的反面。今天，地球许多物种濒临灭绝，就与人类经济行为直接相关。

如果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就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与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正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二，周宇老师从Network（网络）角度表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三者的关系，不仅十分有趣，而且为共生经济学链接业已存在的Network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坚实基础。我也注意到，这个由许多（不同学科的）人或机构组成的网络（A network of people or institutions is a large number of them that have a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ork together as a system）参与经济学研究现象，现在大体叫做“网络经济学”（Network ecnomics）。不过，在我的理解中，“网络”本身就是全球普惠配置资源的第三次全球化时代（相对第一次殖民时代的全球化、第二自由贸易时代的全球化）的社会存在方式，而不只是技术变迁意义上经济形态的“网络化”，更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互联网+”或“+互联网”。比如：

1、是去中心、去区域性的“网络化”，成为经济活动必须面对和依赖的外部环境，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仨自组织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和思维方式，从而淡化了“经济社会”依赖“投资-供需-进出口”拉动资本增长的目的性，使“社会经济”回归“生产-交换（生态）-生活”成为可能的目的地，而“投资-供需-进出口”作为工具性纳入“交换”共生的制度范畴，而我这里说的交换的本质，是仨自组织人与人之间的生態互动；

2、是“网络”成为全球配置资源的新质生产方式、生态交换方式，改变了仨自组织人社会经济关系的链接方式，减少了政府性、市场性因素等“中间环节”，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为人们追求成本最低而幸福最高的社区性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

3、是“网络”使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社区化趋势，既不完全是原先的个体户形式，也不是先前小农经济形态，而是一种可能独立于追求投资规模和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形态和追求公共产品最大化的政府经济形态的社区经济形态，从而具有了在网络（关系）社会（相对原子社会）中出现的新的规律、内容和价值取向，这种新的规律、内容和价值取向，必然要求改变“发展是硬道理”的经济社会思想，包括现行产权、税收、就业、金融、货币在内的政策法规，都要重新调整改变到最适于国民（仨自组织人）表达参与、普惠于国民休养生息，以及有利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促进和流通上来；

4、仅是这一研究视角发生的改变、研究范围的扩大、参与者学科背景的丰富，就是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社会加权情势。我的意思是，周老师提到的Network现象，正好也反映了“资本论”的“社会论”转向。谢谢！

第三，高帆老师的问题都是根本性问题，我理解所谓根本性的问题，在咱们今天讨论的“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语境中，就是新老“资本论”的经济学存在着哲学观照上的缺失、历史逻辑的不足与实践理性的偏袒。

1、我刚才讲到人类的哲学探索，到了19世纪，就从希腊人追求“整体统一”的逻各斯文明、希伯莱人信奉“一神论”文明和中国人独尊儒术的“官家大一统”文明，转向了“关系过程”的探索。具体说，就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促使当代哲学“回到人的真实生存本身”。真实生存本身，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互动与互助。在现实存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要以主体间的关系为中介，包括文化、语言、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主体间性比主体性更根本。主体间性涉及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团组织、以及主权国家的关系，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独存的特色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高帆老师提到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还有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正是在这个主体间性的共在意义上，一道奠定了现代经济学中一门新的分支，即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经济学家立足现实生活，而不是沉湎于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奥尔森甚至注意到“理性人并不简单等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中进行各种“定量建模”，并得到当代哲学主体间性思维的滋养，就必定会“回到生活”“回到社会实践”“回到现实社会”。

2、但是，主体间性哲学揭示的共在，还不是共生，因为现实中存在两种共在，一是处于沉沦状态的异化的共在，即个体被群体、弱势者被强势者“和谐”吞没，总是有人欢笑有人愁，一是超越性的本真的共在，个体与其他个体、强势者与弱势者间存在着自由、尊重关系。共在，而又不“被和谐”，共在，且又彼此葆有自由、尊重、快乐和幸福，才是共生。这也是利益共同体（Interests community）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ome）的本质区别。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从逻辑上对具有共同利益的多个个体集聚起来形成有组织（包括个人与代表整体或社会的某一集团、阶级或国家）的群体关系进行了考察，从而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与凯恩斯主义一样，指出政府有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且同时意识到政府也会失灵，因而政策干预应当按市场机制思路，完善政府规则，防止滥用权力，主张有规则的经济政策；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依旧是作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亦即分配经济学范畴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依旧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具有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显然，集团、阶级、国家或政府，并不等于社会，而未能完成“社会论”的理论转型。从新老资本论到社会论的转型，需要新的哲学思维，这个新的哲学就是共生思维。共生哲学认为，共生法则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一切生命形式皆为“生而具足而又非独存”，因而共生，是对主体、主体间性以及共在、共存、共容的终极约定；共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秩序和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普惠约定，是对生态文明阈值的最后审美观照。

3、我用“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因为：（1）、这个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2）、“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说明这一点，也是张老师的第4个问题。（3）、“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另外，周老师有关社区经济的具象证明和运行机制问题，容我在下面的回应中一起说明。

第四，我把张老师的反馈和问题放在最后来回应，是因为张老师的问题，最具现实针对性和实践理性的意义。

首先，我对张老师作为经济学庙堂之上的主流学者，能够高度肯定“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的历史分析框架和“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世纪钟摆”这一人类经济活动困境的形態判断，表示敬意和感谢！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和形態判断，直接关系到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张老师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次，张老师提的4个问题，无论是对于阙立共生经济学的学科地位，还是对于还原Economics在中文语境中“经世济民学”的政策制度实践含义，具有建构性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论”或“社会哲学”中的“社会”如何理解？以及以“社会”为根基的“三种经济形態”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与做？请允许我先“班门弄斧”对“社会”“社会主义”和“共生经济学”作一点概念陈述。

1、说到“社会”，我想起2007年9月7日中央舆情局要就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的意见，我既非上海的，也非社科界的，但是被特邀参加这个“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9人之一。我当时建议，党的17大明确提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业已实行了三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说的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指的是：政府主动积极扶持社会成长，特别是社会自组织力建设。这包括学、商、工、农、兵、知、市“七民”各自成长为“仨自组织人”（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组织文化人），主动有序构成“三大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展开生产、生活、生态的可持续生息循环。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贫穷社会主义命运，是三十年前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那么，“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也是历史发展进程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持续而又极不平衡发展这一实践理性的必然思路。就是说，当下中国走出维谷的出口，在于又一次坚定、果敢、智慧地实行工作目标重心的转移，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合“以GDP增长率为纲”的经济、政治、文化价值参量，提高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我特别强调，“有社会”的社会一词，可以追溯到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是个体与个体的组织、团体形式，“社”是指团体、组织，“会”是指用来聚集的地区，个体聚集成组织团体并占据一定的空间、地方或区域，就是“社会”，即英语society之意。那什么是“社会主义”？主义、原则（-ism）的意思，就是优先位置，资本主义的本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本义，就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不是相反——把资本放在首要位置，来吸纳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不是把社会主义去砸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阶段与阶段、形态与形态的区别，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别，凡有生产、生活、生态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价值理性的引领之下。这次座谈会后来刊登在当月28号的《社会科学报》上，而且“社会建设”四个字也确实首次出现在17大报告之中了。其实，我当时心里装着一个从一国营厂车间主任下岗后开出租车的司机的话，大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十年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了！经济已经与老百姓无关，完全变成了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学问本事人精于算计的‘游戏’了！所以，无论怎么玩，都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心愿幸福无关。这叫什么社会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出租司机的话，不只是对我们的现行“社会主义”提出了质疑，而且可以说一语道破了“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民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确实偏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长陈岱孙说的“经世济民学”的本质规定，而沦为复旦经济学系老主任漆琪生指称的“指示营利致富的途径”之“货殖学”——货物、通货增殖之学。那么，这个货物、通货的拥有者，当然是占有国民生产生活资源信托权的“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学问本事人”（行政、资本、知识精英联盟），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回到“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生产生活资源还给人民，主动扶持人民、国民、公民重建晚清以来被一再破坏的社会上来。而新老资本论的分配经济学，也要相应地转换为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

2、刚才我已经讲了共生经济学的八个特点，就不重复，这里还是从这个概念的构词词源上作一点说明。“共生经济学”的起因，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与赵启正先生的通讯中讨论“生態文明”和“生態经济”的参量，应当与“工商文明”和“工商经济”形態有所不同时提出来的概念。当我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第一次讲述把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注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时，受一年前应《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一书作者杨鲁军邀请为之再版作序言时的启发，我就想为这个新兴的经济学造一个英文单词，即Sym-bio-nomics.这个词由“共生论”（共生主义）Symbiosism和经济学economics组合而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词头“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已经有“社会”（society）的意味；二是中间的“bio”，意为“生物”及“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三是后缀“nomics”，意为“经济学”（economics），和合而成英文Symbionomics来对译“共生经济学”。所以，共生经济学，这在其概念构词中已经注定了是“社会论”的，也是“经世济民”的，而且既是具有哲学意味，又能具体化为政策制度实践。

3、说完了“社会”“社会主义”和“共生经济学”的概念构成由来，现在来重点说说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如何与实际相结合？

首先，提出以“三大经济形態”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周期性世纪钟摆”的思路有其现实背景。今年要召开19大，但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2012年的18大。那一年7月，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主题是“顺势而为，体行共生”）。18大后不久，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给海淀区一个干部培训讲“Symbionomics ABC”，我在做PPT时，将18大报告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概括为八个字，叫“生態统领，共生为魂”。这句话就是：把生態文明建设贯通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政建设的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当然，我理解的生態文明，是相对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言，具有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内容与保护自然资源双重含义的历史递进关系意义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而不只是保护自然资源意义上的“生態文明”（Conservation culture），不只是“绿色”，因为在我的观念中，每一种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的文明，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灵魂，如工商文明的灵魂，是“权利（智慧）”（Rights），而生態文明的灵魂，就是“共生（智慧）”（Symbiosis），用共生智慧、共生思维来调节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资源（含人自身）的生態文明，这里的调节，包括化解当代中国与世界日益严重的“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的冲突”五大冲突。唯其如此，才能称得上“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这是提出三大经济形態的一个背景。

其次，共生哲学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由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2009年10月10日，我与老朋友胡德平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期间胡德平问我：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我即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我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提高了公民、社会的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应有多大？而这“三大自组织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理论，正好对应着“三大经济形態”。

以“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生态统领，共生为魂”论之，三大自组织力与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格局是这样的：公民自组织力的“表达参与最适化”（或休养生息普惠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常生活运行的基础，也是社区经济形态的基本动力机制，而社区经济形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底盘底座；有了这个底盘底座的稳定，与社会自组织力对应的“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了劳动价值（含思想价值）、分配价值、消费价值意义上的资本论之忧患；没有了资本论之忧患，与政府自组织力对应的“公共物品最大化”的政府经济，就有了守护保卫作为底盘底座的社区经济的目标方向，同时，也就有了扶持监管作为资本增殖的市场经济的工具手段。

为达成这一关系格局，中国执政党还需要完成自身机体的“瘦身去瘤，培元固本”，这个不展开了。

4、三大经济形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与现实根据是什么？当下与这种新经济学思维有哪些不匹配？有哪些差距？这个差距如何消解？三种经济形态如何建构？在推进当中推进的节奏，推进的相关条件怎么创造？

中国上层精英的时代病，就是号召别人该如何如何做——还是代圣人立言教化万民的老套路！结果，一方面是越喊创新就越出不来创新；另一方面，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乃至重大原始创新，却怎么也过不了精英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审批程序”——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态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的创新！

生态统领的共生新思维，在经济领域的指向，就是将现行经济运行的投资方式、供需方式、经贸方式，转换到人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

当局内人，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和美国的“局边人”们，早已针对中美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和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态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态”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方向（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态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09.03http://t.cn/RVAr1qN）。

对于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结合包括“局内人”的政策思路和生态布局，从结构和功能上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超越后工业社会：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a、中国确实存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败落”和“城市病”的问题，而美国照样也有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衰败”的问题，中美这一共同问题的交集，必须找到具有新文明形态意义的方法路径，才能加以解决；

b、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亟需找到新的突破口；

c、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2）、政府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乡村-社区建设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

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

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等等，也应和“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

（3）、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以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将以中国为标志。

5、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

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试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健康态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态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态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

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商营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特别是农业经济（含休闲农业、文创经济），由于其经济职能承担着“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奖农劝稼，稳固国本”这一国民休养生息的前提，也是社区经济范畴。社区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三大经济形态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最后，“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进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与社会阶层冲突。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最优）要求。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

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态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态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2017年5月9日现场

2017年5月15日整理